本文翻译自James Piereson所著的The Washington octopus: On the bureaucracy swallowing America’s capital.
原文网址：https://newcriterion.com/article/the-washington-octopus/
文章长度：约9千6百字。阅读时长：约30分钟。
原文发表于《New Criterion》上，作者詹姆斯·皮尔森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和作家。他曾担任曼哈顿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威廉·西蒙基金会的总裁。
摘要：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拥有约70万人口，面积60平方英里，而大都市区由于联邦政府的支出和雇员，其人口已超过600万。华盛顿已成为联邦影响力的主要中心，不断增长的官僚机构让许多公民感到他们不受控制。这种增长因罗斯福新政、二战和“伟大社会”计划而得到强化，扩大了联邦政府对众多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影响。批评者认为联邦政府机构独立于公众运作，越来越脱离国情民意，引发人们对其偏离了真正代议制政府的担忧。将联邦机构迁出华盛顿特区或迁移首都可望能够削弱这种影响力的过度扩张。
关键词：管制型政府，美国民主党。
正文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美国的首都和联邦政府所在地，占地155平方公里，居住着约70万人口。二战后几十年，华盛顿特区的人口一直保持稳定，同时其影响扩展至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的周边郡县。得益于联邦政府的开支和雇佣，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在战后每十年都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目前总数已超过600万。华盛顿特区的大多数工作人口是联邦政府雇员，整个大都市区的情况亦是如此。
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联邦开支的主要受益者：联邦政府通过国会立法产生了无数项目，每年向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个人和机构拨款数万亿美元，但这些资金在发放之前都必须先经过华盛顿。在其他人能见到一分钱之前，”庄家”——华盛顿——总是会先拿走自己的一份。实际上，华盛顿特区有如一个公司城，其主营业务就是联邦政府。
因此，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数百个联邦机构，这些机构数量之多，以至于无人愿意去统计它们的具体数目。此外，这里还有至少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常驻，它们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分配联邦资金，或从联邦官员那里获得合同、补贴或税收优惠。也正因为如此，民主党在华盛顿实现了从上到下的全面掌控：在当代总统选举中，超过90%的华盛顿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自1973年国会授权特区地方自治以来，没有任何共和党人被选为（或竞选）市长。当市民在华盛顿遇到公职人员时，将其视为民主党人几乎不会出错。与特区毗邻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Montgomery in Maryland)和维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郡(Fairfax in Virginia)，如今也已成为稳定的民主党辖区。近几十年来，联邦政府机构的外延扩展使得民主党通过选举对这两个州的政府也获得了有效控制。
根据美国宪法所体现的代议制政府理论，全国选民应通过他们的选举代表来控制并主导位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确实如此运作。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华盛顿在大多数美国人的视野和关注之外运作。州和地方政府处理了国家向西扩展过程中大部分的政府活动，商业企业则塑造了这一扩展的经济格局。在那个时代，联邦政府主要运行邮政和海关业务，除战争时期外，几乎没有其他职责。
近几十年来，联邦政府在财政、监管和金融权力方面的巨大扩张，使得影响力的流向发生了逆转。首都华盛顿特区越来越多地开始控制选民，而不是被选民所控制。毕竟，政府每天都在持续运作，做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而选民仅在每两年或四年的选举中短暂出现。如今，华盛顿的操作范围和规模如此庞大，选民几乎无望控制它，甚至连理解它都很困难。尽管与民主党结盟，华盛顿逐渐演变成一个自成一体的政治力量。
全国各地的选民似乎已经意识到，华盛顿的权力集中到了何种程度，这往往与他们的愿望或利益相悖。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们在集会上高呼“排干沼泽”，这是对他们所认为的华盛顿普遍腐败现象的强烈指责。在川普2016年当选后不久，多个政府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将他赶下台，或者通过众多调查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难以专注于选民关心的事务。这一现象被他和他的支持者称为“深层政府”（deep state），这是一种隐藏在联邦政府内部的势力，通过秘密渠道运作，以维护国家利益之名抹黑任何对其构成威胁的人。尽管选民选择了川普，但华盛顿的这一政治团体似乎决心将他排除在外。
“沼泽”和“深层政府”的隐喻虽然总体上准确，但并未完全反映出华盛顿对国家政治及其他机构运作的影响程度。近几十年来，联邦政府通过获取的新权力，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国各个社会机构，包括学校和大学、私人协会、州和地方政府、商业企业，甚至通过对学校的影响，深入到家庭生活中。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未经选民或国会代表授权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章鱼”，它的触角遍布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了联邦官员、政治游说团体和传统媒体的支持，却缺乏来自选民、国会代表或两大政党的有效控制或监督。
华盛顿章鱼的成熟发展相对较晚，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国家安全建制的崛起，以及60年代通过的一系列国内立法。其崛起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推动：联邦所得税与战后经济的扩张为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源，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使其几乎可以无限借款。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华盛顿在国家体系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与其在国家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所扮演的相对被动角色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许多人常谈论“对民主的威胁”，但经仔细审视，这些威胁大多名不副实。然而，华盛顿章鱼却对宪法下的代议制政府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凡是看过舞台剧《汉密尔顿》的人都知道，美国首都之所以能迁至现今的华盛顿特区，是因为1790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托马斯·杰斐逊在餐桌上达成了一项协议。汉密尔顿需要杰斐逊在国会中支持他，以确保联邦政府能够承担独立战争的债务；作为交换，杰斐逊希望汉密尔顿支持将首都从纽约市迁至一个更接近国家人口和地理中心的地点。最终，华盛顿总统选中了位于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之间的一片区域作为新首都的所在地。
宪法授权国会设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区作为联邦政府所在地，是因为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3篇中所述，宪法起草者们认识到，如果联邦政府在某个特定州的管辖之下运作，将会引发诸多问题。事实上，这样的问题早已发生。几年前，即1783年，不满的士兵袭击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厅(Independence Hall)时，由于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拒绝提供援助，正在其中开会的大陆国会成员被迫逃往新泽西州。这一事件提醒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联邦政府必须拥有对其所在地的完全控制权。
但杰斐逊将首都迁出纽约的决定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纽约是新共和国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主要的商业中心。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意识到“乡绅党”和“宫廷党”的冲突是18世纪英国政治的一个特征，也是美国革命和制宪大会的重要背景。在这种冲突中，“宫廷党”围绕首都城市的政治组织，依靠高税收、政府债务、庇护关系和对外战争的支持；而“乡绅党”则是托利党和激进辉格党的松散联盟。这个联盟形成于18世纪20至30年代，当时两者共同反对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的内阁及首都的腐败政治。
在18世纪早期，分裂英国“宫廷党”和“乡绅党”的问题源于一场财政革命。从1680年代到美国独立革命的整整一个世纪里，英国几乎持续不断地与法国交战。为了应对这些冲突，英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并组建了一支用于海外作战的军队，尽管这导致了巨额债务。这些债务由1690年代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成功管理，该银行发现它可以以适度的利率发行长期债券来支付这些费用。乡绅党的领导人宣称最终费用其实是通过征收土地财产税来支付的。
通过这一过程，英国建立了第一个由长期债务资助的“财政-军事国家”。从乡绅党的视角来看，这场财政革命为政府创造了新的庇护关系来源，并使银行家和债券持有者在首都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并且推动了对进一步海外冒险的兴趣。在以“卡托”名义出版的小册子中，激进辉格党和其他乡绅党成员列举了他们对这场财政革命及其政治后果的反对意见，其中包括常备军、卷入外国事务、政府债务、高税收以及行政权力的集中。他们指出，伦敦是围绕着庇护关系、债务和买卖影响力的腐败的温床。
虽然这些反对小册子在英国的影响甚微，但在美国独立革命前的十年里，它们在殖民地被广泛阅读和传播，为革命领导人提供了现成的反对英国政策的理由。美国人通过阅读这些小册子，相信英国对殖民者的征税计划源于伦敦的腐败政治，以及各方增加公共收入的压力。英国领导人深陷腐败的网络，准备践踏殖民者的传统权利，包括殖民地立法机构的权力，以推行这些政策。正如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所述：“他们对革命一代的思想塑造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作家群体。”
对首都腐败的担忧也是1790年代美国全国性政党崛起的原因之一。当杰斐逊和他的盟友注意到汉密尔顿计划在首都设立国家银行以处理公共债务买卖时，他们迅速得出结论：汉密尔顿意图在美国建立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国家，依靠庇护关系、债务、常备军和广泛的行政权力来维持。他们直言不讳地称汉密尔顿为“另一个沃波尔”。他们认为，美国人民通过为独立革命而战和制定新宪法，旨在防止腐败在新共和国首都扎根。杰斐逊和麦迪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成立一个新的政党，通过在各州组织公众舆论来对抗首都的腐败。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在麦迪逊的帮助下，于1800年的选举中击败了汉密尔顿的党派，并从那时起主导了国家政治，直到1850年代奴隶制危机的出现。结果，汉密尔顿的大部分议程被杰斐逊的党派所抑制，而杰斐逊将首都迁至位于北部波士顿和南部查尔斯顿中间点上的当时无人居住地区的举措，也对这一结果产生了影响。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直到20世纪很晚的时候，华盛顿特区一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环境恶劣的沼泽地。当地常驻居民寥寥无几，联邦政府的机构也极为有限。猪和牛在街道上闲逛，附近是一片蚊虫滋生的湿地。夏季的酷热和潮湿让人难以忍受。而直到1862年奴隶制被废除之前，奴隶制在这里普遍存在。
詹姆斯·斯特林·杨(James Sterling Young)在他1966年出版的《华盛顿社区：1800-1828》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杰斐逊和杰克逊时期新首都的政治历史。当时，联邦政府的实际职责非常有限：几乎所有的政府职能仍由州和地方政府管理。1802年，华盛顿的行政机构总共只有132名员工，大多数在财政部（负责征税）或邮政局工作。国务院，包括专利局在内，仅有十名员工。总检察长办公室只有总检察长一人，且仅服务于一个客户：美国总统。最高法院的运作也仅依赖于一名法官助理。当时，总统手下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到1829年，尽管联邦机构有所扩大，但正如杨所述，联邦区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仍然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在那本书中，杨将那个时代的首都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其标志是遍布各处的未完工建筑物，工作进展断断续续：
“两座未完工的纯白色城堡——国会大厦和总统府，伫立在阴郁沼泽的两岸，宛如一堆堆残垣断壁……原本计划修建纪念碑的地方，如今杂草丛生，垃圾堆积。”
国会议员们住在靠近国会大厦的简陋旅馆里，并基于这些住宿安排形成了投票联盟。幸运的是，国会会议时间较短：众议员和参议员不会在首都停留超过必要的时间。至少有一半的人在两年后辞职或退出，常常返回州政府担任职务。他们的离去并非逃避公共服务，而是出于对当时条件恶劣的联邦首都的反感。
当英国军队于1812年进军华盛顿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那里几乎没有多少政府机构，更少有房屋可供焚烧，除了国会大厦、白宫及其他一些公共建筑。麦迪逊总统已逃离；国会停止运作；几乎找不到值得一提的商业企业。英国军队只逗留了四天便撤离了。这里并不是伦敦，也不是巴黎，更不是他们所见或所闻的任何其他首都。
那些期望联邦首都能够成为国民生活“重要中心”或“新世界的罗马”的人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首都并未吸引到新的居民和商业企业。当华盛顿总统举行新土地的公开拍卖时，在提供的1万块地中仅有少数几块被售出。1800年首都正式运作时，人口只有8千人。有人预测，在几十年后首都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6万人口的城市。然而，事实是，到1820年该地区的人口仅为2万3千人。直到1870年，首都才达到预期的16万人口。
如果杰斐逊的目标是防止美国政府沿着英国的模式发展，并阻止联邦区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那么从联邦首都的早期历史来判断，他无疑是成功的。杰斐逊所帮助建立的宪法秩序与他的思想观念是高度一致的。宪法本身对政府权力的态度暧昧，既赋予权力，又限制其集中和使用。按照宪法的要求，首都虽然被视为重要的政府所在地，但其地理位置却有意避免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中心。
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动荡并未使首都永久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正如康斯坦斯·麦克劳林·格林(Constance McLaughlin Green)在她关于首都的历史著作中所述，内战给城市带来了混乱，颠覆了既定的市民生活模式，摧毁了一些曾经受人尊敬的家族的声誉，并为新领导人的崛起创造了机会。然而，此后首都依然如故，通常被国会和整个国家所忽视。格林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吸引了许多新居民来到首都寻找战时工作，其中包括大量从南方各州迁移而来的黑人。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的支出仍未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大致相当于一百年前杰斐逊和杰克逊时代的水准。
我们今天所知的首都形态，是在20世纪中叶三个重大发展的影响下形成的。首先，罗斯福新政作为对大萧条的回应，开启了使首都成为国家经济的中枢的进程。联邦政府鼓励成立工会，提高税收，并设立新机构来监管股票市场、农业生产、工业价格以及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其次，二战以及随后的冷战，将华盛顿转变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枢纽，催生了许多包括情报机构在内新部门，成千上万的新员工为国防部工作，许多公司寻求国防合同，游说团体则试图影响联邦资金的分配。第三，1960年代中期通过的伟大社会计划，在国防之外增加了新的国内开支项目。通过这些项目，联邦政府的影响力扩展到美国社会的其他主要组织机构，包括州和地方政府、中小学和大学、企业以及慈善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在1960年代之前都以其独立于联邦政府而自豪。
毫无疑问，伴随着伟大社会推出的各项新支出计划，特别是医疗保险、医疗补助以及对中小学和大学的联邦援助，使得华盛顿变成了一个触角遍布其他重要社会机构的大章鱼。1960年代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项原则：任何获得联邦资金的组织都必须在所有活动中遵循联邦规定，即使联邦资金可能仅占其预算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如果一所大学获得联邦资金用于支持其物理系，那么这所大学就必须在所有活动和所有院系中遵循联邦的管制。
这一原则源自1964年《民权法案》的第六条，在所有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机构中禁止基于种族、族裔或国籍进行歧视。由于其他“伟大社会”立法的效力，全国每个组织都有资格获得联邦援助，因此这一原则几乎普遍适用于全国各地的所有组织机构。这一原则在推翻南方各州的种族歧视法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州的医院和学校寻求获得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教育补助金，除非它们遵守《民权法案》，否则无法获得这些资金。1972年的教育修正案——特别是其中的第九条——确立了同样的原则：它用于在接受联邦援助的教育机构中的禁止性别歧视。随后，这些要求被扩展应用到联邦援助的其他领域，从交通到环境再到医疗保健。
这些新的联邦项目在华盛顿滋生了一大批政治游说组织，这些组织与记者、国会委员会和行政机构合作，维护这些项目的开支并扩展它们的覆盖范围。这些政治游说组织由慈善基金会和富裕个人资助，有时还得到政府本身的资助，政府向这些团体拨款以推动国会增加支出和扩展监管，形成了一种累积扩张的过程。那些团体与机构内的朋友和盟友，华盛顿的新闻组织以及国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催促官僚们通过采取愈来愈积极的管制来扩大其职权。
什么是民权法案中的“歧视”？什么是清洁空气法案中的“清洁空气”或“污染”？什么是第九条中的“性别歧视”——甚至，什么是“性别”？什么是《投票权法》中的参选权？什么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的“透明”？国会通过的法律并未详细解答这些问题。因此，公职人员在定义这些术语并发布相应规章时享有一定的自由度，且受到国会的监督较少。法律可能源于国会，但如今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由行政或官僚机构制定的。
这种被一些人称为“官僚帝国主义”的现象有许多例子。比如，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创设了一种福利，仅限于“寡妇和孤儿”有资格享受。然而，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这一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任何有受抚养子女的人。由于这些扩展，国会于1996年通过立法，最终改革了福利系统。
积极平权政策(affirmative-action)的管制体系几乎完全由政府中的民权机构官员通过不断扩展“歧视”的定义而建立起来。现在“歧视”的定义已经扩大到包括任何导致白人与黑人之间结果有差异的做法。所有接受联邦援助的机构被要求遵守这些不断演变的定义，直到去年最高法院裁定在大学招生中使用种族分类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旨在让南方的黑人公民获得投票权，但法院与司法部联手将定义扩大至其他选举相关的领域，包括国会和立法区域边界的划分。
环保署（EPA）试图在《清洁空气法》下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管，以减缓“气候变化”，尽管这一权威从未获得法律的授予。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1930年代获得的促进股票市场透明度的权力下，提出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业务的气候相关风险，作为参与纳斯达克或纽约证券交易所等交易所的条件。
教育部最近发布的规定将性别的定义变成了一个主观性判断，允许在联邦资助机构中的个人自我认定为男性、女性或其他类别，而不顾性别的生物学标准。
伟大社会项目及其延伸逐渐消除了公共与私人活动之间，以及联邦政府权力与私人机构自由特权之间的非正式界限。60年代的反叛者们高喊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政治的就是个人的”这一口号，最终通过这条意想不到的途径将其变为现实。
联邦政府之所以能够施加这种影响，源于其在战后时代积累的巨大财政权力，以及能够为年度赤字提供无限融资的能力。2023-2024年的联邦预算约为6.9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远远超过今年所有州和地方政府的总支出。鉴于这一支出水平，各类机构寻求联邦财政援助变得不足为奇。
曾经自豪地维持独立的州和地方政府也因这一发展而沦为联邦政策的附庸。加利福尼亚州2023年的预算为2340亿美元，其中联邦资金达1530亿美元，占其总预算的三分之一；德克萨斯州获得580亿美元，占其预算的41%；纽约州获得850亿美元，占其预算的39%。大城市同样从联邦预算中获取了大量资金。例如，芝加哥在2023年获得了46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占其预算的28%。底特律市通过《美国救助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获得了8.26亿美元的联邦援助，用于新冠疫情救济。这些资金的大部分通过医疗补助Medicaid和联邦交通与教育项目发送到这些地区。鉴于州和地方政府对联邦资金的高度依赖，我们不得不质疑宪法所明确规定的联邦体制还剩下多少。
自1965年《高等教育法》实施以来，联邦政府通过多年来国会通过的各项立法，向各大高校拨付了大量资金。大学领导人虽然重视他们的独立性，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联邦财政和政治影响的轨道。例如，斯坦福大学尽管拥有36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endowment），但在2018年至2022年的五年期间，仍获得了7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主要用于研究和学生补助。同样，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在这段时间内各自获得了超过110亿美元的资金，而它们的捐赠基金分别为50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在这五年间，八所常春藤盟校加上斯坦福大学共获得了300亿美元的联邦援助。此外，其他学校也获得了大量资金，许多慈善组织、倡导团体和研究中心同样得到了资助，这使得联邦政府在塑造这些组织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这一制度辩护，人们可能会说，它不应该引起真正的恐惧，因为联邦官僚大致上与全国其他公民的观点接近，不会考虑超出公众舆论主流的管制政策。但众所周知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几乎所有华盛顿及周边的公职人员都属于民主党，而民主党最多也只代表全国一半的人口。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科学家詹妮弗·巴赫纳(Jennifer Bachner)和本杰明·金斯堡(Benjamin Ginsburg)于2016年发布了一项调查，旨在收集公职人员及其他华盛顿政策界人士的意见。他们在《华盛顿出错的地方：管理政府的非民选官员及其对美国人民的误解》一书中指出，管理政府的行政官员和官僚与他们所服务的公民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超过70%的他们拥有研究生学位，而美国成年人中仅有10%的人具备此学历；大多数是民主党人；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私营部门员工）。此外，这些官员认为在实施政策或制定法规时不应倾听公众意见。例如，作者报告称，在一系列国内问题上，超过80%的公职人员认为在实施政策或撰写规章时无视公共意见是合适的做法。
他们许多人表达了对公众观点的蔑视，声称公众对华盛顿政策界所讨论的问题一无所知。作者们根据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华盛顿的官僚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创造的“泡沫”中，在这个泡沫里，政策制定者彼此对话，但与持不同观点的外部人士很少互动。“我们发现，”他们写道：
“很多华盛顿的官方和半官方人士普遍认为，普通美国人和他们选出的国会政客都是无知的、误入歧途的，政策制定者通常应该忽视他们。”
作者们承认这种情况相对较新，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策创新。并且这一局面对民主、代议制政府和“人民统治”的假设构成了挑战。
著名的民意调查专家斯科特·拉斯穆森（Scott Rasmussen）一直在对“1%”进行调查，目的是将其观点与其他99%的美国人进行比较。这些“精英”拥有至少一个研究生学位，居住在大城市或其附近，并且年收入超过150,000美元——这一定义适用于大多数在华盛顿或其附近工作的联邦雇员。这些调查中记录的他们的观点，与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对政策、新闻业、高等教育和其他塑造国家政治的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精英”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近几十年来的文化动荡以及持续困扰国家生活的文化战争负责。
在这一群体中，73%自认为民主党人，67%处于35至54岁之间，70%信任联邦政府大部分时刻能做正确的事情。接近80%的精英群体希望限制私人使用天然气和电力；70%会去禁止燃气汽车和炉灶；55%会禁止非必要的航空旅行；53%支持禁止私人空调，以减缓气候变化。超过80%支持拜登的工作表现，而普通公众对其支持率仅为44%。更令人震惊的是，大约40%的这些精英表示他们宁愿作弊也不愿输掉选举，而其他成人调查中仅有7%持相同看法。
这些就是首都政策界的观念，这些观念塑造着美国人必须遵循的规章制度。考虑到这些观念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如此背离，已令人担忧。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大多数居住在首都并制定规则的人毫不掩饰他们对所服务的美国公民的蔑视。
要切断华盛顿章鱼的触手，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它们，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华盛顿对其他社会机构的影响已深植于预算、政策和既定的日常运作之中。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重要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很难想象这种支持会被撤回，除非发生某种形式的国家破产，这或许是一种解药，但其后果可能比疾病本身还要严重。
最高法院在这个方向上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并且未来几年可能会采取更多措施。例如，在近几年的一系列案件中，高法裁定，当联邦行政机构在重要国家问题上发布规定时，必须依赖明确的国会授权，而不是依赖许多公共法律中出现的那种模糊语言。法院使用“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推翻了由IRS、EPA、FDA和其他几个机构发布的范围过于宽泛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在2022年的西弗吉尼亚州诉EPA一案中，法院驳回了EPA关于其根据《清洁空气法》有权为了气候变化而管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张。今年早些时候，法院在推翻所谓的雪佛龙原则(Chevron Doctrine)时裁定，联邦法院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遵循行政机构对联邦法规的解释。在2023年学生为公平录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取诉哈佛大学一案的宣判中，法院禁止在大学录取中使用种族分类，从而使政府（与倡导团体联合）用来影响接受联邦资金的机构的就业决策的做法失效。这些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重要步骤：通过发布这些裁决，最高法院表明它认识到华盛顿的行政机构已经攫取了国会或宪法从未授权的权力。
川普总统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建议将某些政府机构迁出华盛顿特区，搬至新的地点。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为什么内政部要设在华盛顿，而在蒙大拿州、爱达荷州、犹他州或达科他州可以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同样，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或商务部要设在华盛顿，而在堪萨斯城、威奇塔、达拉斯或其他无数城市可能会更合适？目前确实有一些政府机构位于华盛顿以外，例如航天中心设在休斯顿，疾控中心则位于亚特兰大。然而，当川普提出将一些华盛顿特区的机构迁走时，官僚们却大声抗议——毕竟，他们在华盛顿过得很舒适，远离他们服务的民众。但他们其实不必担心：民主党在掌权后，出于明显的党派原因，推翻了川普的倡议。但如果川普再次当选总统，他可以并且应该重新提出这项策略。
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还有一个替代方案（虽然可能性很小），即将首都迁移到更接近国家地理和人口中心的另一个城市。这样至少可以暂时削弱华盛顿的权力网络：官僚机构和倡导群体要在另一个首都重建其影响力网络需要很多年时间。这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毕竟，这在过去已经成功实现过一次，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而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在热门百老汇剧《汉密尔顿》中被铭记了。
本文最初发表于《New Criterion》期刊的第43卷第2期第24页。